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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貨真價實,塗上花生醬後才察覺麵包狀似澳洲。下圖取自網絡,形狀更像,但無法保證照片未經加工。
《毛澤東晚年讀書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詳盡記錄了毛澤東主席晚年的讀書生活。作者徐中遠是從1966年至1976年為毛澤東主席做圖書服務和管理工作的圖書服務員。作者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眾多毛澤東晚年讀書鮮為人知的故事。
胡耀邦同志愛散步,當年他每天沿著中南海邊一般要走一萬步。1984年至1986年期間,因中南海部分區域開放參觀,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豐澤園故居院內。我記得,耀邦同志第一次與我交談時問我:「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我回答說:「我是給晚年的毛主席做圖書服務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圖書服務員。」耀邦同志說:「那我問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這是耀邦同志與我交談時向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我說:「說真話,毛主席晚年沒有看過《金瓶梅》。我們是從1966年5月開始為毛主席做圖書服務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麼書我們都有登記,直到他老人家逝世,這10多年的時間裡,毛主席沒有向我們要過《金瓶梅》,我們也沒有發現他老人家看過《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說,毛主席生前看過《金瓶梅》。」接著,我向耀邦同志匯報了毛主席先後三次對《金瓶梅》的評論。
有人把「耀邦同志」提前「下崗」稱之為「政治悲劇」,為之惋惜不已。最近又有人把「改革開放」的首創者的桂冠,戴在「耀邦同志」頭上。 ... 但不妨對「改革開放」,採取辯證的即「一分為二」的態度。也就是說,有兩種「改革開放」。那種導致「兩極分化、道德失落、貪污腐化、黃毒賭黑日益氾濫、愈演愈烈」等嚴重問題的「改革開放」,不能說全部,至少有一部分,恐怕是與「耀邦同志」的「貢獻」分不開的,「特別是」與「耀邦同志」在上述故事中所表達出來的內心世界深處的某些東西,多少有點內在聯繫;正如毛澤東時代的黨風、整個社會風貌,是和毛澤東本人的內心世界、身體力行並倡導的做「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有內在的聯繫一樣。
最後再說一點感想:如果真正讀懂了「耀邦同志」(請注意:這裡是作為一個「共名」)為什麼會問:「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就等於把中國面臨的形勢、存在的問題、包括基本的社會矛盾等,弄懂了一大半。什麼茅於軾先生、辛子陵先生,以及李志綏先生等等,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兒科」!
他沒有說話,他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了。這個女人,生來是要做烈士的,是要赴湯蹈火和獻身的,為愛,為信仰,或者,為罪業。
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充滿粗礪而狂暴的喧囂。也是一個浪漫的時代,有著一切不可能都變成可能的憧憬,和一切可能都變成不可能的悵惘。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上山下鄉、改革開放,走向廣場時已經微近中年。他們的經驗如此曲折,以致混淆了天真和世故,青春和滄桑。驀然回首,他們驚覺曾經那麼明明白白的歷史其實如此難分難解。只有詩吧:以其隱祕,以其深情,才能訴說出這個時代的壯麗與悲傷。
《行走的年代》寫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故事的底與其說是一代人苦澀的成長,更不如說是一種稱之為「詩」的東西的滋生和隕滅。
由海子所象徵的「詩人之死」因此成為《春盡江南》的潛台詞。藉由譚端午的例子,我們見證的卻是「詩人不死」。詩人不死,但詩人的生活卻是行屍走肉,在在暗示了這個時代又掉入魯迅嘗謂的「無物之陣」。這也正是格非的烏托邦辯證盡頭的最大的無奈。無獨有偶,當代大陸另一位小說家蔣韻的新作《行走的年代》(二○一○)也同樣處理了「詩人不死」的弔詭命題。蔣韻也視八○年代為一個詩的時代,一個天地曠遠的「行走的年代」。她的小說中也有一段不可思議的「變臉」的情節,在此存而不論。所可注意的是,小說中曾經行走四方的詩人到了市場時代搖身一變,成了房地產商人,而他最新的廣告詞不是別的,就是海子生前最後一首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他放下了酒杯,望著她,燈下的她,突然說道,「我從前是個詩人。」
她微微一笑,「是嗎?從前,我也很愛詩。」
「我想說的是,我從前是個詩人,可我大概從來沒有愛過詩。」他說。
「為什麼這麼說?」她回答。
「愛一樣東西,愛到極至,其實很殘酷,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兄弟,他是我見過的最愛詩的一個人,愛詩,是他人生的使命......後來,我又聽說了一個故事,原來,愛一樣東西,真的是慘烈的,對吧?」他望著她。
「你問我?」
「對。」
她笑笑,「美的東西都很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