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法律？什麼是法治？什麼是「依法治國」？連張達明、陳文敏等法律學者也慨嘆不再懂怎樣在香港教法律，《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大家想必對此有了全新認知。不過「法學」這概念博大精深，不少外國學者開始發現，現在中國在香港這一套，根本是納粹德國時代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借屍還魂。The Atlantic不久前一篇來自Chang Che的有關文章，就很值得一讀。
中國法學界近年出現「施密特狂熱」 文章認為，中國管治模式近年的最大改變，在於習近平上台後，共產黨內部的意識形態出現了明顯「覺悟」，中國官方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有限寬容，可說是結構性消失，而對新疆、西藏、內蒙、香港等的有限自治，亦開始強烈打壓。其間一群被稱為「國家主義者」的學者，逐漸成為主流，他們主張國家至上，「穩定壓倒一切」，相信唯有中央重槌出擊，中國才能維持穩定，而穩定了，（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人權等權利，才能實現。
這樣的論述成為主流，也有其學術背景，反映中國法學界近年出現的「施密特狂熱」。
施密特是德國法學家、柏林大學教授，1933年加入納粹黨，雖然只在納粹黨正式過了3年，並非狂熱信徒，但他的反自由主義法律哲學理論，對納粹黨的「依法治國」、希特勒對法學的認知，造成了非常深遠的影響。相對於自由主義者認為「法治」（rule of law）是一切的最終權威，施密特則認為主權國家應該擁有一切的最終決定權；假如凡事高舉不能被國家完全掌控的「法治」，只會削弱一個國家處理事務的能力，反而令國民暴露在「外國勢力」敵人的威脅之下。
中國的「施密特狂熱」，據Chang Che 所言，則是在2000 年後慢慢萌芽，並在近10 年成為主流顯學。哲學家劉小楓將施密特的主要著作譯成中文，在中國各院校師生間掀起熱潮，而且沒有西方「談納粹色變」的忌諱。被問到施密特與納粹的連結時，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端洪認為那是他的「個人選擇」，不代表施密特的思想本身是邪惡的。
在香港，陳端洪這名字也許沒有多少人認識，但自2014年以來，他在內地，就對香港議題不斷發表文章，據《紐約時報》報道，他是北京對港事務顧問之一。陳端洪在2018年曾直接引用施密特，為實施《國家安全法》辯護：「當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國家可以懸置相對憲法律的規範，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對中國的「國家安全觀」也進行了「深化」，現在計有16 種，而港區國安法目前（表面上）「只」包括約4 種。不過香港被涵蓋在國安概念這決定，其實早在上述觀念提出之時，已成定局，不過是等待時機去頒布而已。所以無論有沒有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劇本也早已寫成。
中央推動港區國安法 涉及整個國家佈局 Chang Che文章提到的另一位學者，則更為我們熟悉：同樣是北京大學法學教授的強世功。他曾在香港中聯辦工作，出版過《中國香港》一書，而位列「國師」。這本書其實寫得很不錯，並不殺氣騰騰，而且對香港由下而上的傳統有頗多了解，可惜他在書中談到的一點彈性，並未在香港的現實情况出現。到了強世功撰寫2014年中國政府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更有一錘定音之勢：正是這份白皮書，提出北京對香港要擁有「全面管治權」，明確說出「一國」的主權，必須優先於「兩制」的公民自由，而這逐漸成為官方指導思想、國情班必修內容。強世功正是以施密特理論為基礎，指出香港的反抗勢力若繼續蔓延，可能會令中國付出「慘痛代價」，故此必須落實港區國安法。
從這角度看，中央政府義無反顧在香港推動港區國安法，絕非單是為了香港「二次回歸」，而是涉及整個國家的佈局，乃至舉國體制背後的官方意識形態，或曰「國魂」。澳洲政治學教授 Haig Patapan 認為，施密特的理念，讓當代中國學者將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合法性，放在民族主義、外部敵人等因素身上，取代了過時的階級鬥爭觀念。這樣一來，起碼在西方學者眼中，中國政府對施密特思想的應用，反映北京可能已從一個「輕視自由主義規範」的政府，變成一個「反自由主義規範」、而要自己建構新國際規範的全球政府。
於是乎，主權國家高於一切，就是今天香港的寫照。我們熟悉的、以普通法為基礎撰寫的《基本法》依然存在，所有條文本身都繼續適用，理論上，不應有天翻地覆的改變。但「一國高於兩制」，所以任何涉及「國家」層面的東西：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國家統一、國家尊嚴、國家責任、國家形象……都是一國。此所以香港教育制度損害「國家利益」，就屬於一國議題，要所謂「刮骨療毒」；香港醫護罷工損害「國家責任」，也是一國議題，需要秋後算帳。如此這般，納粹施密特主義法治觀治下的香港，雖然表面上還是使用一樣的法律，但有了港區國安法作為指導綱領，早已面目全非。
表面上，港區國安法的四大類罪行，並沒有通過前的追溯力。但港區國安法同時規定，警隊的國安處可以適用國安法賦予的權力，調查涉及國家安全的任何案件；而案件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如有不清晰之處，則根據港區國安法47 條，由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決定。這樣一來，雞毛蒜皮至本來簡單民事訴訟可以解決的「壹傳媒大樓疑似濫用地契經營秘書公司案」，卻成了國安處拘捕當事人的「大案」，甚至已經離職《蘋果日報》20年的前高層，也被國安處約落口供。有了這窗口，其實普通法的任何刑法，都可以用保釋門檻極高、毋須法庭手令「任查」的「國安套餐」處理，整個香港對法律的理解，自然被顛覆。加上群眾運動已經發動，假如法官判決不被認為符合「國家利益」，就會被「熱心市民」批鬥為「黃官」，這一套，和納粹德國的法官待遇，正是一脈相承。
回想納粹德國時代，「依法治國」會強調，一切對德意志好的，就是合法的。其實希特勒掌權時，大部分法律，還是沿用威瑪共和國的法律，而那些法律都是經過三權分立、民主程序制定的，德國人對條文的認真，也不容懷疑。希特勒政府只是利用1933年通過的《授權法》，得到日後自行立法的權力，從此不少新法凌駕了《威瑪憲法》對人權、民主、監督等的保障（有點像國安法），然後出現了希特勒（及其代表的國家利益）凌駕一切的「元首原則」，逐漸加了一些像反猶太人的《紐倫堡法案》等。但此外，就沒有大規模改變本來的法律條文。
換句話說，結構上，這是一個「雙元法體」：威瑪共和的真法治基礎，之上卻蓋上納粹主義的指導思想和綱領法規。結果，原班德國法官人馬、司法體系、公務員等傳統精英，有了納粹附加的綱領性法律，再在經過一輪「整頓」（例如以群眾運動式的「人民法庭」對傳統法官構成制約），也不得不集體迎接「新時代」。同樣的法律，放在同一群法官手中，就出現完全不同的演繹、處理和判刑基準。
回到「新香港」。一場初選公審，充滿納粹、蘇維埃制度show trial的特色，即使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法庭，也不會如此折騰、侮辱被告們；但香港使用的，卻完全是字面上符合普通法的司法程序，一切絕對「依法」。未來，勿謂言之不預。
- Chang Che: The Nazi Inspiring China’s Communists - A decades-old legal argument used by Hitler has found support in Beijing. (The Atlantic, 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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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Taiwan in Deutschland FB專頁去年8月簡介Die Welt（世界報）文章：Pekings Anleihen bei Carl Schmitt（北京借用施密特思想）
[編按：希特勒的明星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如何影響中國「國家主義者」？而施密特的「例外狀態」又如何催生「港版國安法」？喜歡德國法哲學、關注香港情勢的讀者，不要錯過《世界報》記者Maximilian Kalkhof這篇精采好文。]
"Hitlers Star-Jurist inspiriert heute Staatsrechtler in China. Die nutzen sein Werk als Rechtfertigung für das Vorgehen gegen den Freiheitskampf in Hongkong."
【#北京借用施密特思想】(Pekings Anleihen bei Carl Schmitt) Die Welt (世界報)，2020年8月24日，6版
希勒勒的明星法學家如今啟發中國的國家法學者，他們用他的著作來合理化北京對港人爭民主的打壓。
他在文章中引用一位德國思想家的作品，「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陳端洪2018年寫道，「憲法律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目的。」這段話前幾行另稱：「德國法學家施密特將憲法區分為絕對憲法與相對憲法。」接著，他解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憲法概念。
中國法學者陳端洪是其圈子裡最知名的代表性人物，他曾在倫敦、雪梨與墨爾本等大學研究與任教，如今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也是北京政府智囊，他尤其提供中華人民共國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重要語彙。<論「一國兩制」條件下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概念的特殊性>是這篇引用施密特文章的冗長標題。這篇文章讀起來像是北京今年7月施行「港版國安法」的理論基礎。該法在國際上被評為違反中英聯合宣言，1984年，英國在該宣言中表明，其前殖民地於1997年歸還中國，作為對應措施，北京承諾香港特別行政區50年高度自治。
然而這部法律不只引起國際震驚，香港也反應激烈。這個城市害怕其民主運動將因「國安法」所訂下的四罪「分離、顛覆、恐怖主義與勾結外國勢力」而受鎮壓。民運人士與媒體人相繼被逮捕證實了先前的恐懼。
激烈的反應喚起一種彷彿這部法律是在一夜之間、從天而降的印象，但事實上此前已有一段長久歷史，我們甚至可以將之視為當代中國學術思潮最準確的表現。研究者稱這股思潮的代表性人物為「國家主義者」或「威權憲法主義者」。陳端洪是其中一位，而他與許多這個學派的追隨者一樣受施密特啟發，施密特是反自由的國家法學者與納粹的法律學家。卡爾施密特是德國20世紀最具爭議性的學者之一，透過間接方式，他影響德國基本法的誕生，例如建設性不信任投票、某些憲法條文的永久性效力，以及防衛性民主，都可追溯到他對威瑪憲法的批評；但施密特也同時是反猶、反自由與同情法西斯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33年加入國社黨(NSDAP)，毫無顧忌讓其思想為納粹服務。他捍衛希特勒謀殺衝鋒隊組織者恩斯特羅姆的「羅姆政變」，稱其為實現「領袖」原則。納粹用來制度化其種族意識形態的紐倫堡種族法案，他稱為「自由的憲法」(Verfassung der Freiheit)。
施密特讓陳端洪等「國家主義者」感興趣的，不是他的反猶主義，而是他的主權學說。「主權者即為決斷例外狀態之人」是施密特常被引用的定義。陳端洪在他2018年的文章中對此定義僅做了極微小的修正：「當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國家可以懸置相對憲法律的規範，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據北京大學的一份文件顯示，陳端洪早在2018年向中國領導階層提出一份「研究報告」，主題是：「香港問題」。在此報告中，陳端洪申論由中國中央政府實施一部「國安法」。一年後，2019年10月，經過香港反送中抗議數月，北京首次宣布引進此種法律的想法。中國的立法過程是一個黑盒子，因此我們無法衡量陳的意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安法的立法，但清楚的是，施密特的信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強世功的影響則較為明確，和陳端洪一樣，強世功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教授，他激烈反對西方塑造的自由主義，如同陳端洪，他運用施密特的學說來論證其反自由主義。2018年，他在一場研討會上發表<地理與法權-麥金德與施密特論帝國間的衝突>，他在演講中引述施密特的著作《陸地與海洋》及《大地的法》。他的演說最後以「中國需要認真對待施密特的遺產」作結。強世功有豐富的香港經驗，從2004年到2008年，擔任香港中聯辦顧問。我們也無法得知強世功在「國安法」中的確切影響，但肯定很大。強世功是北京2014年公布的一份白皮書的作者之一，白皮書裡中央政府強調「廣泛的司法管轄權」，扼要地說，中央政府能夠在沒有法律限制的情況下在其領土上行動。
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穆秋瑞(Ryan Mitchell)說，大約十年前，圍繞陳端洪與強世功的「國家主義者」在中國的知識圈尚屬少數，自從2012年習近平掌權以來，這個反自由主義的學派幾乎成為黨的路線。「但這些學者沒有明確的方案」，穆秋瑞說，「他們主要是帶著功利性質的捍衛中國的主權。」在巴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授中國思想史的魏簡(Sebastian Veg)也有類似看法，2019年他在《The China Journal》發表一篇論文描述過去幾年，中國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如何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而這尤其與「國家主義者」的興起以及他們接收施密特的思想有關。對穆秋瑞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國家主義者不是因為施密特是納粹，而運用他的思想。」這位美國學者說，「只因為施密特在今天的中國得到回響，就將中國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我認為是不正確的。我們當然在中國聽見了法西斯主義的回聲，但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許多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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