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當代小說我讀得不多，“大名鼎鼎”的格非更幾乎聞所未聞。我是先讀《山河入夢》，才讀《春盡江南》《人面桃花》。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有種難以形容的魔力，被他牽著走進小說世界。
余華的小說我認識得比較深。余華跟格非都是當年知名的先鋒派作家。兩者如何比較雖然不在我能力範圍，不過，讀《山河》《春盡》，多少有點像讀《兄弟 上/下》的感覺。寫到今日中國，格非跟余華都很憤慨，沉不住氣。《兄弟 下》大家都說失控，我倒有點懷疑余華以失控作為寫作技巧實驗。而格非，他在《春盡江南》中，經常試圖在人物後面跑出來，訴說對社會的失望。就像小說主人公譚端午一直在讀的《新五代史》一樣，《春盡江南》是一本哀世之書。
如果說，新作《望春風》是江南三部曲的延續/變奏，我覺得雖嫌簡單化了作者的創作努力，卻非完全說不通。這是一本哀世之書，文正而詞嚴。 ... 陳寅恪則甚至說，歐陽修幾乎是用一本書的力量，使時代的風尚重返淳正。
端午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兩個地方讓他時常感到觸目驚心。書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憂卒」三個字一筆帶過。雖然只是三個字，卻不免讓人對那個亂世中的芸芸眾生的命運，生出無窮的遐想。再有，每當作者要為那個時代發點議論，總是以「嗚呼」二字開始。「嗚呼」一出，甚麼話都說完了。或者，他甚麼話都還沒說，先要醞釀一下情緒，為那個時代長嘆一聲。
嗚呼！
（大佳網：格非《春盡江南》聚焦學者）
格非：端午是對生活抱有一種比較消極的態度，他不是懦弱，只是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值得做，他心中有很好的追求，對未來、對社會有一種追求。但是我覺得在我的心目中，端午這樣的人有點像是這個社會多餘的人， ...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社會中生活著很多這樣的多餘人，某種意義上，我自己也覺得我是一個多餘的人，因為這個社會很多方面，它的發展變化有很多東西是我個人不能接受的，有很多的情感讓我個人的情感得不到說明。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你說你要滿懷激情的投入生活，很困難。
讀格非長篇小說新作，望春風，充滿期待。他沒有說話，他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了。這個女人，生來是要做烈士的，是要赴湯蹈火和獻身的，為愛，為信仰，或者，為罪業。
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充滿粗礪而狂暴的喧囂。也是一個浪漫的時代，有著一切不可能都變成可能的憧憬，和一切可能都變成不可能的悵惘。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上山下鄉、改革開放，走向廣場時已經微近中年。他們的經驗如此曲折，以致混淆了天真和世故，青春和滄桑。驀然回首，他們驚覺曾經那麼明明白白的歷史其實如此難分難解。只有詩吧：以其隱祕，以其深情，才能訴說出這個時代的壯麗與悲傷。
《行走的年代》寫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故事的底與其說是一代人苦澀的成長，更不如說是一種稱之為「詩」的東西的滋生和隕滅。
由海子所象徵的「詩人之死」因此成為《春盡江南》的潛台詞。藉由譚端午的例子，我們見證的卻是「詩人不死」。詩人不死，但詩人的生活卻是行屍走肉，在在暗示了這個時代又掉入魯迅嘗謂的「無物之陣」。這也正是格非的烏托邦辯證盡頭的最大的無奈。無獨有偶，當代大陸另一位小說家蔣韻的新作《行走的年代》（二○一○）也同樣處理了「詩人不死」的弔詭命題。蔣韻也視八○年代為一個詩的時代，一個天地曠遠的「行走的年代」。她的小說中也有一段不可思議的「變臉」的情節，在此存而不論。所可注意的是，小說中曾經行走四方的詩人到了市場時代搖身一變，成了房地產商人，而他最新的廣告詞不是別的，就是海子生前最後一首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他放下了酒杯，望著她，燈下的她，突然說道，「我從前是個詩人。」
她微微一笑，「是嗎？從前，我也很愛詩。」
「我想說的是，我從前是個詩人，可我大概從來沒有愛過詩。」他說。
「為什麼這麼說？」她回答。
「愛一樣東西，愛到極至，其實很殘酷，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兄弟，他是我見過的最愛詩的一個人，愛詩，是他人生的使命......後來，我又聽說了一個故事，原來，愛一樣東西，真的是慘烈的，對吧？」他望著她。
「你問我？」
「對。」
她笑笑，「美的東西都很殘酷。」
好久沒在PCHome全球購物下單購書。其實應該說，好久沒購書才對。這個故事，其實，與死亡有關。
也可以說，與愛情有關。
所以，它可以在任何一個時間任何一個地方開始，比如，2004年早春的巴黎；比如，1969年嚴寒的呂梁山區，故事中的人物朝我們走來時，你無一例外地都可以從她們身上發現某些共同的東西，那就是，讓人疼痛至死卻不能放棄的愛意。
游牧之城：凍梨裡有甜的太陽--關於《行走的年代》
跟[行走的年代]一起買回來的，還有短篇小說集《妹妹上花樓》，lulu讀了之後說，明明還有其他的選擇，爲什麽主人公們都執意要走上最難走的那條路。
每個作家都有一個，或者幾個反覆表達的母題，理性的言語可以給出諸多的分析，卻無法解釋每個作家熱愛它們的原因。“母題”源於一個創作者審美觀最核心的部份，永遠在精神的深處規則或者不規則地律動，就像心臟。
仔細想想，《隱秘盛開》、《櫟樹的囚徒》，包括這《行走的年代》，似乎也都存在著lulu提出的那個問題。我想，這或許就是蔣韻老師的母題吧：有些人的身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東西，或許，那是堅貞的狂熱，是屬於聖徒的品質，他們註定是要赴湯蹈火和獻身的。為愛，為信仰，或者，為罪業。
吉士一路上都在聽Beatles。
端午又試著給家玉打了個電話。
當然，還是關機。
當我發現自己處於煩惱之中 瑪麗媽媽來到我身邊，為我指引方向 讓它去
...
歌詞和節奏都適合他的心境。他覺得列儂的這首歌，就是為自己寫的。為自己，為此刻。有人將約翰•列儂與馬克思和孔子相提並論，他覺得還是有點道理的。他的心裡湧現出一股久倦人世的哀傷或喜悅，既陳舊，又新鮮。
兒子剛把那白色的蘋果耳機塞入耳中，家玉就湊過去取下一隻，放在自己的耳邊聽了聽，說：「噢，原來是在聽列儂啊！」
那是一首甲殼蟲樂隊的《黃色潛水艇》。
後來我很少再寫紅學的文章了，這裡面有些複雜的原因。一是1957年我母親和姑姑先後去世，我沒有任何積蓄，辦後事的錢都是用紅樓夢註釋的稿費，所以一提起紅樓夢我就老聯想起這段傷心的往事。二是我覺得後來的某些紅學研究有點不靠譜，僅以七十年代中期發現所謂的曹雪芹故居來說，依我看就屬子虛烏有， ... 我以為與其費勁炒作這種沒意義的發現，還不如好好讀讀紅樓夢本身，體會一下書中豐富的內容。
這幾年我看著當前新進的時代顯然越是淡漠了，雜物堆裡偶然翻出幾張老照片幾封老信札反而親切的要命。
這是一本哀世之書，文正而詞嚴。 ... 陳寅恪則甚至說，歐陽修幾乎是用一本書的力量，使時代的風尚重返淳正。
端午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兩個地方讓他時常感到觸目驚心。書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憂卒”三個字一筆帶過。雖然只是三個字，卻不免讓人對那個亂世中的芸芸眾生的命運，生出無窮的遐想。再有，每當作者要為那個時代發點議論，總是以“嗚呼”二字開始。“嗚呼”一出，甚麼話都說完了。或者，他甚麼話都還沒說，先要醞釀一下情緒，為那個時代長嘆一聲。
嗚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