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書】 蔣韻《行走的年代》

蔣韻小說的母題，可以用書中這一段來概括：

他沒有說話，他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了。這個女人，生來是要做烈士的，是要赴湯蹈火和獻身的，為愛，為信仰，或者，為罪業。

關於《行走的年代》，王德威在推薦序中這樣說：

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充滿粗礪而狂暴的喧囂。也是一個浪漫的時代，有著一切不可能都變成可能的憧憬，和一切可能都變成不可能的悵惘。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上山下鄉、改革開放，走向廣場時已經微近中年。他們的經驗如此曲折，以致混淆了天真和世故，青春和滄桑。驀然回首，他們驚覺曾經那麼明明白白的歷史其實如此難分難解。只有詩吧：以其隱祕，以其深情，才能訴說出這個時代的壯麗與悲傷。

《行走的年代》寫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故事的底與其說是一代人苦澀的成長，更不如說是一種稱之為「詩」的東西的滋生和隕滅。

王德威在我才剛完成二讀的格非《春盡江南》的推薦序中拿這兩部小說對比：

由海子所象徵的「詩人之死」因此成為《春盡江南》的潛台詞。藉由譚端午的例子，我們見證的卻是「詩人不死」。詩人不死，但詩人的生活卻是行屍走肉，在在暗示了這個時代又掉入魯迅嘗謂的「無物之陣」。這也正是格非的烏托邦辯證盡頭的最大的無奈。無獨有偶，當代大陸另一位小說家蔣韻的新作《行走的年代》（二○一○）也同樣處理了「詩人不死」的弔詭命題。蔣韻也視八○年代為一個詩的時代，一個天地曠遠的「行走的年代」。她的小說中也有一段不可思議的「變臉」的情節，在此存而不論。所可注意的是，小說中曾經行走四方的詩人到了市場時代搖身一變，成了房地產商人，而他最新的廣告詞不是別的，就是海子生前最後一首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最後，引一大段《行走的年代》結尾部分的對話：

他放下了酒杯，望著她，燈下的她，突然說道，「我從前是個詩人。」
她微微一笑，「是嗎？從前，我也很愛詩。」
「我想說的是，我從前是個詩人，可我大概從來沒有愛過詩。」他說。
「為什麼這麼說？」她回答。
「愛一樣東西，愛到極至，其實很殘酷，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兄弟，他是我見過的最愛詩的一個人，愛詩，是他人生的使命......後來，我又聽說了一個故事，原來，愛一樣東西，真的是慘烈的，對吧？」他望著她。
「你問我？」
「對。」
她笑笑，「美的東西都很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