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Blog 曾堯角落： 飄香之城 | 飄香之城6 中港臭史）
前言：
關於老北京，文人墨客總有寫不完的紅牆綠瓦、鴿哨聲聲，彷彿那是一座只存在於審美中的城市。然而，歷史總有它不那麼「芬芳」的一面。如果我們暫時關掉視覺濾鏡，打開嗅覺雷達，會發現這座千年古都，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實則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公廁。
翻閱舊書，將早年讀到的兩段關於京城「排泄史」的紀錄合而觀之，竟能梳理出一條從晚清到建國初期的奇特脈絡——關於這座城市的潔淨，竟往往需要依靠巨大的暴力或權力才能達成。
一、 巨大的露天廁所
時光倒回至1900年之前的清末。彼時的京城，雖有皇權威儀，但在公共衛生上卻處於一種近乎原始的無政府狀態。
戲曲名家齊如山曾在這座城市生活多年，據他回憶，當時的北京城簡直讓人無法下腳。他在筆記中寫道：
「北平城內，……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與人齊，矮者也有三四尺高，兩旁的便道也很寬，但除小商棚攤之外，其餘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滿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則都是水窪。」
這段文字讀來令人觸目驚心。「甬路高與人齊」，這多出來的高度，很大一部分竟是年深日久堆積的塵土與穢物。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訪談時，也直言不諱：「北京的街道，那時太腌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
在那個時代，「公德」與「公共空間」是極度匱乏的概念。街道是皇上的，也是大家的，既然是大家的，便誰都可以「方便」。
二、 刺刀帶來的「文明」
這種「自然主義」的生活方式，在1900年夏天戛然而止。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這些西方人驚恐地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巨大的糞坑之中。出於對瘟疫的恐懼和西式衛生的執念，佔領軍開始用刺刀強推「文明」。
賽金花回憶道：「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污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卻賴以潔淨了許多。」
當時居住在宣武城南的讀書人「仲芳」，在其日記中記錄了這種屈辱卻有效的轉變。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他在日記中記載了德國佔領區發布的安民告示：
「一各巷街道令各戶修墊平坦，打掃乾淨；一無論鋪戶住戶，每日門前於七點鐘各懸燈一盞，至十一點鐘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違者重辦。」
「不准出大小恭，違者重辦。」北京市民千百年來的隨地便溺習慣，竟是在外國軍隊的嚴刑峻法下被迫改變的。賽金花甚至提到，後來慈禧迴鑾，看到街道整齊乾淨，「很是喜歡，很誇讚洋人們能幹」。這大概是這段屈辱史中，最為黑色幽默的一筆。
三、 糞霸與堆積如山的明清遺物
然而，刺刀一旦撤去，強制力消失，習慣便會強勢回潮。更為嚴重的是，到了民國時期，北京的糞便處理演變成了一種被黑社會把持的「特許經營產業」。
當時北京城有所謂的「糞道」，即劃分地盤，由「糞霸」壟斷。糞便是肥料，那是「金汁」，能賣錢。糞霸們為了利益，常常欺行霸市，甚至為了勒索住戶而故意不清理糞便。這導致了更為可怕的後果：垃圾與糞便不再只是路邊的點綴，而是成了城市的「地質層」。
王軍在《城記》中記錄了一個令人咋舌的數據：直到1949年，這座城市的垃圾處理系統已經徹底崩潰。
「當年東西長安街的南側，垃圾堆有兩層樓高，遠遠望去如同城牆。」
這不僅僅是幾個月的垃圾，這是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積累下來的「歷史沈澱」。
四、 兩件偉大的小事
1949年，政權更迭。新政府面臨的第一個考驗，竟然不是軍事防禦，而是如何挖走這座「屎山」。
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曾充滿激情地記錄了這場發生在和平年代的「戰役」：「在北京解放後的一年中，從城裏清除了明、清兩朝存下來的三十四萬九千噸垃圾，清除了六十一萬噸大糞。這是兩件小事，卻是兩件偉大的奇跡，是令我們可以自豪的兩件偉大的小事。」
請注意這組數據：三十四萬九千噸垃圾，六十一萬噸大糞。梁思成特意強調這是「明、清兩朝存下來的」。這句話雖有政治修辭的成分，但也道出了實情——北京城的污穢，是歷史遺留的頑疾。
清除這些垃圾，意味著新政權打破了舊有的社會結構（如剷除糞霸），並展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能力。
結語
從清末的「滿街屎尿」，到八國聯軍「先打後罰」的短暫潔淨，再到民國時期垃圾堆成「兩層樓高」的城牆，最後止於建國初期的舉國清掃。
北京城的這部「排泄史」，讀來荒誕，卻深刻地揭示了一個道理：在一個缺乏公共精神與現代化基建的社會裡，想要維持體面的潔淨，往往需要巨大的權力介入——要麼是外來的刺刀，要麼是改天換地的政治運動。至於那自然而然、如春風化雨般的文明與整潔，似乎總是在這片土地上遲遲未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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