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常說經濟政策必須「適時」，在不適當時刻推出一套理論上無懈可擊的政策，不僅不會收成效，而且極可能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經濟理論亦如此，以筆者的有限閱讀和經驗，完美無瑕的經濟學理，所謂放諸四海而皆準，亦只會在一段特定時空下發揮積極作用，逾期雖不致報廢，卻肯定失效。因為這種緣故，經濟評論者若心中有偶像，認為憑某位宗師或某派學說的理論制訂的政策，只要貫徹始終，一國以至世界經濟便可以持續蓬勃發展，這種想法是要不得的。評論者最寶貴的本質是獨立——獨立於任何政治團體同時不要膜拜某位大師及視某種學說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百數十字的囉嗦，是讀了國際貨幣基金（IMF）機關刊物《金融及發展》六月號（第五十三卷第二期）由三名研究員合撰的〈新自由主義——過猶不及？〉（Neoliberalism: Oversold?），「有感而發」。
過往林行止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且通過他的《信報》社論大力宣揚。就我所知，他的經濟信念動搖，第一次以長文解釋，應是六年前那篇「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那時，他已提出，「理論和政策貴在適時」的較務實看法：
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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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令林行止有感而發的IMF研究/反思文章Neoliberalism: Over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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