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很多人把紅學史描述為“舊紅學──新紅學──小說批評學”的演進過程，這種描述並不符合紅學史的實際情形。
第二，了解了“新紅學”與索隱紅學之間的交叉、互涵關系之後，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索隱紅學一直以來不斷地受到猛烈的抨擊，但始終並沒有銷聲匿跡；相反，索隱紅學癒演癒烈，長盛不衰。
第三，對於紅學史的反省，我們不要把“實錄”觀念、“本事考証”所造成的弊端算到“考証”方法的頭上，不要因此而不恰當地宣稱：考証紅學應該功成身退。今後 的紅學並不是什麼“回歸文本”，而是應該把《紅樓夢》放在一般的文史研究領域裡進行常規的研究，遵循科學性原則去研究它的作者和版本問題，遵循文藝規律去 闡發它的意義。這就足夠了。
我曾在幾本新購紅學著作中，談到我對余英時的“紅學革命”的粗淺看法：
初讀時，對「典範危機」及「兩個世界」之說，真有大開眼界之感。如今重看，只覺考證派紅學這個典範的危機，其實可以長時間存在，新典範未必會即時出現。余氏 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當然是希望為新典範交出示範作。但時間證明，雖然該文在紅學佔有一席地位，但如果說「廣義的文學批評」可成為紅學的新典範，則言 過其實。因為這類紅學研究，二百多年來一直存在，只是隨出色著作的多寡而浮浮沉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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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屬於“回歸文本”陣營的紅學文章：
胡文彬：紅樓夢那些讓人扼腕嘆息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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