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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應該說:在晴朗的一天雙雙出血 :-)
因為,那天(3-22)我跟太座拍拖到停在家附近的流動車捐血。
如今,從後知後覺的立場來看,2012年底的中共18大,實際成為了體制與民間關係的一個轉折。當時,包括諸多民間人士在內,普遍企盼新任領導集體會有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舉措,人們也刻意從習近平的一言一行中尋找符合自己期待的東西,然而,實際卻是一次又一次的針對民間社會的打壓,其數量之多,已經難以在此一一重複,其打擊範圍包括維權律師、ngo群體、街頭行動者、人權捍衛者,迄今為止,已經有數以百計的人士鋃鐺入獄,有理由相信,與胡錦濤執政時期相比,體制針對民間社會採取了一種新的打壓策略,對此,需要民間社會有更多的認知,並思考如何應對。
因此,18大後的打擊策略轉變,根本上服從於市場化越進展,專政手段的運用也越頻繁、越加大力度的邏輯,而這種全面高壓、不留死角的態勢,顯示出了體制對於類似北非茉莉花這樣的大規模突發聚集的擔心。可以預期,體制將繼續挾持資源優勢,對社會展開全面壓制,並對異議反對持零容忍打擊態勢,這種類似冰河期的凍結前景,已經很清晰地擺在所有人面前。
長期以來,受市場化及其社會後果的鼓舞,民間抗爭的主流思路是試圖推動體制回應(良性互動論),從維權運動、零八憲章到新公民,無不是這一思路的體現,而在新極權體制之下,體制已經全面展開對於民間社會的「吞噬」或「清場」策略,在這一階段,民間抗爭行動如飛蛾撲火,旋起旋滅,並無能形成持續累積效應;試圖喚起體制回應的所有努力,都勢必如同踢到了鐵門之上,對於民間人士來說,是百折不撓,期待最終門為之開,還是必須正視新極權現實,另找路徑(悲哀的是這樣的路徑一時又並不顯明),就成為了迫切和核心的問題所在。在當下,虛假希望固然因之破滅,新的希望之門卻尚未開啟。新極權體制的壓制和打擊,輔之於信息和輿論的消滅箝制,一時尚不足以引來全面性的反彈,這是民間抗爭最艱難的階段,而如何應對這一日益凍結的冰河期,也是對所有積極分子個人的考驗。
「2004年,她完成了第一本電影音樂評論作品,並許下承諾:「下一站,波蘭」。因為一個敬重的導演,2007年,她帶著導演的英文版傳記,隻身跑到波蘭的三個城市:華沙、洛茲、克拉科夫,為的是要親身站在導演的出生地、成長地、其拍攝現場、以至墓園,跟導演說聲:「奇斯洛夫斯基先生,謝謝你。」因為這個導演,她的書寫生命從此不再一樣。2016年,結集了這本小書,有關導演與場景,有關導演及其作品,有關生命裡一些感悟。在導演逝世的二十周年,完一個心結。」
(羅展鳳:專研電影音樂,為華語世界少數研究此領域的研究者。自2004年起,有關著作包括《映畫x音樂》、《必要的靜默:世界電影音樂創作談》、《畫內音》、《畫外音》。2010年獲亞洲文化協會頒發半年期「利希慎基金獎助金」,遊學紐約。2011年4月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現任教於香港公開大學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課程 )
「一定要贏」的想法徘徊在梁天琦腦中。大學三年級,他當選利瑪竇的宿生會主席,決心帶領全宿舍120多名男生一起奪勝。梁天琦說,「那時候我叫人做什麼,別人都要做,沒人反駁我,好像皇帝一樣。」梁天琦興奮地回憶帶領一整支年輕軍隊的感受,教他們「如何訓練,怎樣做人」,也在他們犯錯時「屌他們」。
梁天琦說,自己是從這幾年的「舍堂皇帝」經驗中學會怎樣動員,「不惜一切,甚至犧牲個人利益,一起去達成目標,一起去贏。」他不斷強調,利瑪竇的精神就是「團結、忠誠、犧牲」。
兩年以後,他將這種經驗套用在香港社運路上,同樣是「團結、忠誠、犧牲」,不同的是,「當時是對舍堂的忠誠,現在是對香港的忠誠」。
這個年輕人聲稱,他現在要贏的,是「香港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