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周刊》(總第200期, 18/10/04)的封面故事,是"重構中國精神",一個非常具野心的專題。
秋風在導言中問:"想想我們的心,有所歸宿嗎? ... 缺乏信仰,心靈不受任何約束;不相信未來,只相信現實的享受;不相信周圍的人,只相信自己, ... 人們找不到心靈的歸宿,社會上因此彌漫著一種普遍的焦慮症。"
但導言的基調是樂觀的。"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人重建其精神世界的某些跡象。也許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了人的精神重建的時代。 ... 人們確實已經看到,中國經濟經歷了長達20年的增長期,各項政治法律制度也在逐漸轉型;人們也一直在抱怨這個時代的精神荒蕪。但其實,始終有一股潛流在物質的世界下面湧動,那就是精神重建的努力。這些努力在物欲橫流的時代看起來如此渺小,但它卻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希望所在。"
專題裡表揚了如高耀潔,吳敬璉,雒玉鰲,殷永純,霍岱珊,楊雲標等"心靈充盈而飽滿,散發出人性的光輝"的雷鋒式道德典範。但要知道,即使在最壞的年代,知名的或不起眼的道德典範也還是存在的。因此,反過來說,道德典範的存在,也不定顯示"中國已經進入了人的精神重建的時代。"
在同樣是秋風寫的結語中,基調就灰暗的多了。"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越來越狂妄,而對本民族的文化也越來越喪失信心。為什麼中國人的精神會沿著這條向下的軌跡加速下滑?首先,貫穿於20世紀的全面的反傳統思潮與運動使中國人的精神陷入虛無。 ... 另一方面,全能政府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侵蝕了人們的精神空間,妨礙了中國人精神生活的自發性發育。"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兩次用了"愈墮落愈快樂"這六個字來形容企業家及知識份子。企業家"開始可能是被迫取媚權力,後來嘗到甜頭後,則是有意利用權力。愈墮落愈快樂。他們不可能守法,也不可能講究誠信。"在題為"知識分子:愈墮落愈快樂"的一節中,他更指出,"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奇異的時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和觀念陷入混亂,他們集體率先墮落,並為社會普遍的精神崩潰提供理論支持。"
他認為,"精神重建乃是社會領域、由每個普通人自發地參與的事情,不能指望政府借助於權力進行強制。但政府的確可以為人們的這種努力創造某種條件。比如,政府需要克制自己的權力,有所為有所不為,從而讓人們可以更方便地尋找自己的精神寄托,結成各個社團以從事公益活動,讓各個群體自我治理。 ... 一旦人們從權力的控制下獲得自然的自由,則人們會本能地尋找一種更為正當、更能贏得尊重的生活;一旦人們剔除了對傳統的怨恨、平心靜氣地面對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文化,也可以悠遠的歷史接上脈,滋養健全的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安頓中國人的身心。"
可惜,在一個還是要指望政府克制權力的社會,要談精神重構,無可避免地只能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它。就像朱學勤隱晦地說,"八十年代末。'改革'原生兩翼,折一翼留一翼,諸多改革是幹了再說,甚至幹了也不說,改革因此而刪削了左右;能深入,足令鄰人羨慕,卻也因此收窄了社會參與。一代人的時間裡,從貧富不均到貧富懸殊,市場經濟未必是'原罪',卻最可能成為'替罪'。 ... 二十年後,市場經濟第二次出現,如此市場經濟並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卻是一個特殊的市場經濟,它一身而兩任焉:既通向舊體制,新利潤滋養老權貴;又可能蛻化出新因素,反噬其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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