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吉） 我討厭拿張愛玲晚年的皮膚病大造文章的人，強調她患的是心理病甚麼甚麼，還引用她自己的文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洋洋自得。想想換了是你，患了皮膚病屢治不癒，也會形成心理陰影。像我小時候被蜜蜂螫過，至今看見蜜蜂也會害怕，這自然是心理問題，但豈值得大驚小怪？讀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他說：「張愛玲為了生活不得不做她不喜歡的事，教書，做研究非其所長，她不與人接觸，只能寫她熟悉的事，她改寫《怨女》、《半生緣》都是說的老上海，揭露中國人的醜陋，不合美國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睞。除了皇冠的稿費沒有固定的收入，耽誤了看好醫生，將皮膚病當作跳蚤侵蝕，屢次搬家，影響了她的創作力，真為她惋惜。」這才是朋友之言，才是人話。
（吳念真） 以張愛玲的個性，當知道寫給少數信任的人的信竟被拿來出版...不知道她會怎麼想？幾天前在香港，夢見一個頭髮散亂身影消瘦的老婦人很氣憤地跟我說：你幹嘛看我的信？
我自己也曾為小團圓的出版感到非常氣憤：
（曾堯） 宋以朗說過，就銷毀《小團圓》一事，「張愛玲到底是個重要作家，保留遺作50年或100年，將來對研究她文學的人可能有益處，...」當然，實情是未到50年或100年，皇冠就將《小團圓》出版了。為此宋以朗補充說，「但一九九三、九四年間，她仍多次與父親在書中修改內容，將女主角的作家身分改為學醫、研究戲劇等等，證明她很珍視此書，也仍想出版。」
宋以朗沒說錯，她的確“很珍視此書，也仍想出版”，但大前提應是，改寫到滿意方才出版，而我還沒有看到宋披露任何張表示滿意的信件。所以，“如果過程中真的銷毀，將會是大罪過”這一說法，只能算是宋以朗的看法。而若他“不出面處理出版”，《小團圓》“永難與書迷見面”，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各有見解，唯獨張愛玲人死即滅，不可能有意見。
在此時此刻出版《小團圓》我有異議。我認為，決定草率（宋太想盡速解決張的遺稿遺信），時機不對（世人窺私張胡眼光正盛），“沒有尊重張愛玲的遺願，甚至沒有尊重張愛玲本人。執行人，代理人和讀者的意願反倒很受重視。
張愛玲是個離世將近20年的人，普通人該擁有的私隱權她也應當擁有。但她同時也是非常著名的華文小說家，無可選擇地擔上了公眾人物的身份。對於公眾人物，我們總覺得對他們的事情有相當知情權。
個人私隱和公眾知情權如何界定？這恐怕難有無爭議的共識。上述三件事，用絕對的私隱權角度看，都不能接受。但用絕對的公眾知情權角度看，又無可厚非。
我們常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去衡量對錯愛惡。我，怎麼看呢？
經過對比思考，我覺得自己比較看重張愛玲的“公眾人物”身份，所以，把她的生理/心理病拿來分析（例如吳佳璇的兩篇張愛玲精神分析），情感上難以認同，但理智上覺得這也是研究張愛玲的其中一個角度，不應列入禁區。
寄出的信，嚴格來說屬收信人所有，對方有權處理。若張愛玲曾明確表明反對身後將她的書信出版，（至少從感情上看）又當別論。單憑從她的個性推斷張愛玲對自己的信公開披露會很氣憤，理據稍嫌薄弱。
同樣地，張愛玲的遺物，既然已託付宋家處理，那麼，對於身後出版小團圓從原則上看當然跟處理書信一樣。小團圓例子的獨特性，在於張愛玲曾在遺願中要求銷毀這部小說，且並無明確證據顯示她改變主意，那麼，以文學遺產執行人有權處理/讀者有權閱讀張愛玲的理由來作行為依據，我難以接受。
對於如何處置張愛玲，上面是我的看法。大家又怎麼看呢？在個人與公眾人之間大家又如何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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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我的臉書貼：關於張愛玲“最後”遺著 - 少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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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25補加： 另一則關於張愛玲的“疾病心理學”-書之驛站：涼薄）
我是吳佳璇，那個寫了兩篇您感情上無法接受的心理分析文的精神科醫師。
回覆刪除您及許多讀者的感受，同樣在我心裡轉了四五年，最後還是決定運用所學，提供一些看法供關注張愛玲讀者參考。
謝謝您留意拙作。
吳佳璇，您好，謝謝您的留言。我寫這篇網誌文，目的在自我思索該如何對待一位備受談論的離世大作家。
刪除對你那兩篇文章反感的，恐怕不止我在文中引述的那位臉書友。我問自己，怎麼看待這類研究。如文中所述，我傾向視張愛玲為公眾人物。對這位公眾人物作心理分析，詳細探討她的心靈病患，我作為張愛玲讀者，看了覺得彆扭，但理智上覺得，只要是從科學/專業的角度出發，而不是企圖揭私隱翻垃圾，這未嘗不是研究張愛玲的其中一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