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bserver星期天刊登Isabel Hilton的Tiananmen: The flame burns on，並在六四20周年前夕訪問多名當年民運領袖，撫今追昔。值得一讀。
Hilton認為：“Tiananmen marked the moment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linquished its ideological claim on the loyalty of the people. After that, its message was material: as long as its citizens were content to leave politics to the party, the party would deliver prosperity. Superficially, it has worked - and the ideas so vigorously discussed in 1989 have given way to the truculent nationalism of new generations.”一語中的。有時我想，鄧小平（及六四後的中共領導人）跟李光耀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下面是今天明報的節譯：
【明報專訊】六四20周年將至，英國《觀察家報》昨天推出專題報道，找來當年一批民運領袖，包括吾爾開希、王超華、沈彤、梁瑋（Diane Wei Liang）、王軍濤、王丹、邵江等，論當年談現在。
■ 吾爾開希：我比較幸運能有個家
「那晚發生的事，徹底改變了我一生。」41歲的吾爾開希說。他已20年沒再見過父母，因為他們都不准離開中國大陸。現於台灣生活的他，為投資基金工作，閒時寫政治評論。與一名台灣女士結婚、育有兩子的他直言﹕「我比其他流亡人士都幸運。我能有一個家。」
回憶當年，吾爾開希認為，示威運動失敗的關鍵，始於愈趨激進的主張，日益在群眾中佔得上風。「我們無法再控制廣場的群眾，我想這是失敗的開始。」但他仍對這場「人類史上其中一場最理性、最有組織的運動」感到自豪。「我想對死難者感到抱歉。我們是學生領袖，因而能生存下來，但他們卻不。惟我們已反思過，若有誰應被責難，那應是中國政府。」
■ 王超華：我應做一些涉及政治的事
「我覺得我應做一些涉及政治的事，即使那可能只是為了自我安慰。」56歲的王超華是學運領袖之一，現居於倫敦，撰寫政治論文及當編輯。她的丈夫是英國歷史學家兼《新左翼》總編輯Perry Anderson。
談到八九民運失敗，她說﹕「我想最終關鍵仍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智慧準備，去提出有意義的訴求（meaningful demands）……那是一場表達民眾意願的大示威，但我們沒有計劃，結果事情發展也開始與我們為敵。」她雖然活下來，但付出了不少代價，包括遺下當年只有6歲的兒子在大陸，要在15年後的2004年，才能在香港機場勉強見一面。那也是她距離中國大陸最接近的一次。她的父親也在她逃亡匿藏期間去世。「他以為我被囚了，失了所以希望。」
■ 沈彤：我不肯定改變了什麼
「我們有否改變了什麼？我不肯定我們有做到。」40歲的沈彤語帶落漠地說﹕「要付出的代價確很大——我所有的年青歲月。對我來說，我的信念仍是僅次於家庭的最重要東西。但我也不知應如何處理它們。我能過正常生活，這看似很基本，但對流亡人士來說，這已絕非易事。 」
現居於美國的他說﹕「（當年示威）我已有事實是殘酷的心理準備……（但當六四鎮壓之初）我還以為那只是橡膠子彈……你曾以為你是不敗的，要接受現實確要好一段時間。」
問到八九民運成就了什麼時，他答﹕「也許我們仍太接近當年，以致無法了解出現了什麼。連法國大革命也太近了，更何况八九天安門……八九民運後，中國政府說﹕我們確要給政權認受性。一個完全自以為是的極權政權，無疑比一個由技術官僚運作、以較貼民生——例如經濟發展——的手段作為合理化的極權政權要糟。」
■ 王軍濤：大家沒為民主過渡做準備
「儘管我失去了推動中國民主的機會，但我得到了解其他國家民主的機會。在將來，這將對中國很有幫助。」曾當學運領袖顧問的王軍濤，現時在紐約生活，並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當我90年代初看到俄羅斯和其他前共產國家所發生的事，他們的民主過渡並不太好。沒人為如何處理這場過渡做好準備，只是簡單以為當過渡出現，一切就會變好。這並非事實。」
回憶六四當天，王軍濤說﹕「當我見到有人死在路上，我由心到腳都冰冷了。我知道我們所幹的一切都徒然。在中國實現和平演變過渡的最後機會，已完了。」
■ 陳子明：我沒做錯 當然留在故鄉
「我不覺我做錯了什麼，違反了什麼法律，所以我當然繼續留在中國。」55歲的陳子明，被官方指是當年民運黑手，囚禁13年。現時他仍在北京生活。
「當年的學生太天真了，他們不信當局會向他們開槍並囚禁他們。由於當局禁絕所有關於六四的文章，這一代的學生，有可能再犯同樣錯誤。八九年前，人們仍可私人出版刊物，我們的評論比現在的更獨立，中央政府也沒太過問。現在他們的管制很嚴。過去的自由精神去了哪？」
■ 王丹：我有責任去延續他們的夢
「我不覺得我們當年很勇敢，只是那時我們還沒有恐懼的經驗。」現於牛津讀書的民運領袖王丹說﹕「八九民運我們未能成就了什麼東西，朋友們還失去了性命。我有責任去延續他們的夢。（被捕監禁期間）我沒有被打，只因我是特殊例子，國際社會都關注。真正死的是工人。學生獲得的對待，較工人和普通百姓都好。後者才是真正受害者。」
■ 邵江：他們想控制我 但我拒絕
「我（獲釋後）繼續寫公開信和文章，批評政府未有政治改革。太多人未能繼續爭取政治改革便離世了，這不可以不繼續。」42歲邵江，一度因六四被囚，獲釋後輾轉經瑞典到了倫敦生活，現時是英國西敏寺大學政治學博士生，着手大陸地下刊物研究之餘，還在國際特赦組織網站內寫博客，推動中國的人權發展。
昔日，他與同窗認為需要向政府提出具體要求，便上書人民大會堂。六四刑滿出獄後，他依然上書、寫文章，控告中國政府無理關押及批評失政，因而不時被收監、軟禁，甚至無法覓得一工半職。「他們想盡可能在各方面控制我，但我拒絕。」
90年代末，他流到英國。2003年，他的母親中風。他透露，當年大陸當局曾聯絡他，若他肯「痛改前非」，可以回國探母親。他向記者說﹕「當然，我不會這樣做。」
■ 梁瑋：沒有理念能抵得上人命
有份參與八九民運的梁瑋（譯音）雖已在倫敦結婚生子，但仍透過筆觸，撰寫揭示中國社會實况的偵探小說，作品包括《The Eye of Jade》（翠玉之眼）和《Paper Butterfly》（紙蝴蝶）。
八九民運後她流亡美國，拋棄國籍和原來名字，改名「戴安娜」及只講英語，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連她自己都不知何故能勇敢活到今天。「在中華文化中，雖然常要以血換取自由，但我已經目睹過屍骸和流彈所殺的孩子，從許多方面，我認為沒有什麼理念抵得上那些人的生命。」
■ 馬建：思想控制仍存在
「在倫敦生活，就像活在豪華遊艇上，很舒適，但我無法控制它往哪兒。只有在中國，我才能感到腳踏實地。」55歲的馬建是作家，當年曾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一起生活了6周。他現在居於倫敦，從事寫作。
他說﹕「現在表面上許多事情似乎都有所改變，但思想控制仍存在。本質上並無分別。六四後大學成了社會上最受監管的地方。六四鎮壓後，政府已失去了所有的認受性。他們甚至連自己也不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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